在中国互联网上，民族主义呈现出两种鲜明形态，且都拥有强大影响力。

一种我称为精英民族主义。它基于中国人真实的历史屈辱和现实的国际博弈，强调爱国奋发、反对篡改历史、抵制大国霸权。其代表人物包括张维为和高志凯等人。这些人拥有丰富的国际化背景和全球视野，英文流利，常以专业而强硬的姿态为中国立场发声。他们的核心受众主要是体制内干部和经济精英。

另一种我则称为下沉式民族主义。这个流派的舆论意见领袖包括十多年前组团成名的自干五群体、新兴的小粉红，以及以牢A为代表的海外“离岸爱国党”。追随者的典型画像是大中学生、小镇青年和失意中产。

这两种民族主义，折射出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从有底气的历史反思与地缘对抗，向廉价的人群鄙视链而沉降的社会动态。

民族主义的反对对象，从日美等发达强国，逐渐滑向比中国更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和落后群体，如印度人和非洲黑人。这本质上反映了部分中国人自信来源的退化，以及流量经济驱动下的网络表演化趋势。

两类民族主义本应泾渭分明，前者属于右，后者属于左，但近年来却出现奇妙的合流。前段时间，高志凯多次与原本被精英群体看不上的牢A进行连线直播，并对其赞赏有加。一个耶鲁法学博士、前国际投行高管会不明白牢 A 叙事的真伪？他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有意借助牢A的海量流量，将自身影响力下沉至有更多受众的下沉市场，算是一种借船出海的策略。

中印边境冲突，尤其是2020年加勒万事件，确实加剧了民间情绪对立。而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崛起，与印度差距快速拉大，为中国民间舆论提供了受害者加优越者的双重叙事支点，并迅速泛化为种族和文化的刻板印象。

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歧视同样由来已久。早在80年代我上大学时，多地校园就发生过中国学生与非洲留学生的冲突引发社会事件。近年来，随着中非人员往来增多，以及大量非洲商人在广州、义乌等地活跃，相关歧视内容在抖音、快手、B站等平台上流量巨大，常被包装成幽默对比或社会吐槽，平台干预相对较少，成为吸粉变现的工具。

从前些年山东大学的学伴事件，到最近一段时间南京、成都的洒红节风波，以及庐山景区“印度人洗澡”等传闻，这些中国社交媒体上针对印度人和非洲黑人的谣言层出不穷，不断制造社会焦虑和混乱。

我将这些对黑人和印度人的网络攻击，视为一种中国式的“逆向身份政治”，也就是下沉式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。

西方身份政治，通常是少数族裔或边缘群体借助受害者身份，占据道德高地，以索取资源和优势。而中国式的逆向身份政治，称其逆向，是指这类人群不是对抗强者，而是对抗弱者，依托汉族人口优势和中国中心叙事，产生一种防御性优越感：把自己同时定位为文明先进者和被外部侵害的受害者。

反外由此成为低成本的身份标签——无需面对国内内卷、阶层固化等现实难题，仅通过网络踩踏不如自己的族群，就能收获社区认同和个人满足。

另一种常见心态是借受迫害妄想来顺水推舟、哗众取宠：把极少数外国人的不当行为、文化误解、正常国际竞争或刻板印象，都上纲上线为“针对中国”，制造受害叙事。在算法推荐下，这类内容被推向极端化表演。流量经济进一步激励网红故意放大对立，以吸睛获利。虽然这些叙事多经不起推敲、表演成分明显，但仍有不少参与者（尤其是缺乏国际视野、经济压力较大的小镇青年）信以为真——现实中拼不过，便在网上构建鄙视链，获得精神胜利。

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正向下沉降为一种新的亚文化：从挑战强敌的硬核对抗，蜕变为嘲讽弱者的轻松时髦和廉价宣泄。它折射出社会底层的挫败感。

对精英民族主义者而言，仅仅占下沉式民族主义的流量便宜来加强自身影响是远远不够——如何真正推动共同发展、提升整体自信，才是更重要的使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