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社会的公共讨论里，你会发现一个无奈的现象：

一旦谈到社会问题，情绪很快就走到极端，堵死了深入探究、综合性解决问题的道路。

• 要抗疫？那就必须清零；

• 吸毒？那就全部入刑，不能留后患；

• 孩子不爱吃食堂？那就不惜造谣也要把把供应商搞掉。

这不仅是老百姓的素质问题，而是我们社会几种结构性力量共同塑造的结果。

一、治理结构：温和意见没有制度空间

在一个国家意志强大的治理格局里，政策通常是线性的、强力的、单向的。

公众对政策的影响渠道有限，于是产生一个现实的逻辑：

不把意见喊到极端，根本传不到决策层。

本来社会问题可以讨论1-10之间的分级细节，但现实变成了：

• 专家建议“4—7”，但往往声音不够大；

• 官僚愿意接受“7—10”的意见，因为最安全；

• 公众为了让自己的诉求被听到，只能喊“10++”。

于是，在公共事件中，你经常看到的不是折中方案，而是一刀切的激烈意见。

二、信息结构：不透明制造极端判断

在高度不透明或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，人们会本能地选择：最不会错、最省心、最安全的方案。

抗疫、食堂监管、毒品后果的信息披露不透明、处理流程不规范，当人们无法判断风险，就会把风险想象成最坏的形态。

信息的不透明，不仅让讨论向极端倾斜，更让温和政策缺乏土壤。

三、技术结构：缺失中间手段，只剩最狠的手段

处理社会问题通常有三种方式：

1.激进式：全部封杀、全部禁止、全部入刑

2.技术式：分级管理、透明监管、独立评估

3.市场式：竞争、选择、退出机制

但现实是：

• 技术监管能力不足

• 市场机制不健全

• 解决问题的反馈机制并不畅通

所以公众得出结论：“讲道理没用，只能闹大。”

当中间的解决机制缺席时，公众的讨论自然奔向两端：要么不管，要么最狠。

四、社会心理结构：高焦虑的背景

中国社会的心理底色是：高度竞争→高焦虑→绝不吃亏

在这样社会环境中，个体有普遍的不公平感，同时，个人绝不就自己利益吃亏，“资本”、“腐败”这样的社会对立面，就成了个人泄愤的天然的背锅者。

这是一种“心理节省”策略：简单、粗暴、快速，不需要理解复杂社会机制。

虽说这不仅是老百信素质问题，不过，社会就是被老百姓自己塑造的，对每个人个体来说：你必须成为你自己期望看到的变革。

如果你希望一个更美好的社会，至少你自己不造谣，并且指出你周围造谣的人：你造谣了，或者，让你周围傻叉的人知道他自己傻叉了。